康熙五十年，京城一场为陈元龙赴任广西巡抚准备的送行宴上，宾客尚未散去，陈夫人宋氏的一句话，却让满座官员一时无言。
按清代官场规矩，京官外放封疆，往往要设宴辞行。来的不只是亲朋，还有同年、同乡以及朝中关系密切的官员。宴席热闹，礼数也重，既是送别，也是替新任地方大员壮声势。
陈元龙当时任吏部左侍郎，出任广西巡抚，表面看是掌握一省军政民政的大员。巡抚为正二品，手握地方实权，放在普通官员身上，这几乎称得上仕途的重要跃升。
偏偏宋氏并不这样看。
席间有人道贺，宋氏却说：“一门咸列清华，我夫乃出为粗官，令我惭颜于娣姒矣。”
所谓“清华”，指的是清贵显要的京官职位。“粗官”也不是说官职低贱，而是相对京中翰林、大学士、尚书而言，外任地方的官在当时官场观念里不够清贵。
这句话传下来，并非只见于一处杂说。《郎潜纪闻》《庸闲斋笔记》《清稗类钞》等清人笔记，都留下了类似记载。虽说笔记难免带有修饰，但这段话之所以流传，正因为它准确戳中了清代官场一个很现实的特点：品级相同，内外有别。
更特别的是，宋氏并不是普通官宦家的女儿。
海宁陈氏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声势极盛，后世常用“一门三阁老，六部五尚书”来形容。陈氏自明末以来，考中进士者三十余人，举人更超过百人。若只看人数，未必压倒所有科举世家；但论官员层级和家族延续，确实十分显赫。
陈氏家中出现过三位大学士。顺治朝有弘文院大学士陈诜，陈元龙后来成为文渊阁大学士，陈世倌则在乾隆朝入阁。至于尚书、侍郎、巡抚、布政使等官员，数量同样不少。
有意思的是，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，朝廷录取进士一百六十六人，海宁陈氏便有三人登榜。科举时代，父子兄弟同榜并不常见，陈家却屡有类似情形，家族底蕴可见一斑。
陈元龙本人也是科场得意者。康熙二十四年，他考中一甲第二名，也就是榜眼，随后进入翰林院，历任编修等职，长期在京任官。到出任广西巡抚前，他已经做到吏部左侍郎，属于典型的清贵京官。
所以，宋氏口中的“粗官”，不是轻视丈夫才干，而是拿巡抚与家族亲属所处的京官位置作比较。那时的清廷仍有“内重外轻”的观念，许多官员宁愿留在六部、翰林和内阁，也不愿轻易外放。
宋氏的娘家宋氏，同样不是寻常门第。
她的父亲宋德宜是顺治十二年进士，入选庶吉士，后来历任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、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。康熙二十三年，宋德宜官至文华殿大学士，后加太子太傅，谥号“文恪”。
《清史稿》评价宋德宜“严毅木讷”，但遇到国家大事，往往能直陈己见。他为官廉谨，显贵之后也没有大肆置产，宅第简朴，田地不多。这种清望，在士大夫群体中颇受看重。
宋氏的兄长宋骏业，官至兵部侍郎。她的姐姐嫁给康熙朝大学士王掞，妹妹嫁给礼部侍郎顾汧。换句话说，宋氏的姊妹妯娌之间，所嫁之人不是大学士，就是六部重臣。
她说“惭颜于娣姒”，指的正是这些亲属关系。姐姐、妹妹的夫家都在京城显要位置，自己丈夫却要远赴广西，在她看来，确实像是从清贵圈子里“退”到了地方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宴席上的人不敢随便接话。陈、宋两家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宋氏的这句牢骚，既有家族比较，也有京官与外官之间的身份意识。换作普通人说出来，或许会被斥为狂妄；从她口中说出，却成了轶闻。
不过，陈元龙并没有因此沉沦。广西巡抚任上，他前后约五年，处理地方政务，也颇得民间认可。康熙五十七年，陈元龙调任工部尚书，从巡抚回到中央，说明这次外放并非仕途下行，反而成为重新进入中枢的跳板。
到了雍正朝，他的地位继续上升。陈元龙先任礼部尚书，补额外大学士，后来授文渊阁大学士，又晋文华殿大学士。昔日那个被妻子嫌弃的“粗官”，最终站到了清廷最高决策层附近。
雍正十一年，陈元龙上疏请求退休，雍正帝加授太子太傅。临行时，皇帝赐酒赐食，朝中大学士、六部尚书等重臣为其饯行。此时宋氏已经去世多年，未能见到丈夫真正走到仕途高峰。
若那场宴席上的话属实，宋氏当年嫌弃的，或许只是“外放巡抚”四个字，而不是陈元龙这个人。清代官场的门第、清望与内外之分，也就在这一句看似刻薄的家常话里，露出了清楚的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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